映象新闻

党对舆论监督的领导，决定了舆论监督的方向与功能，也为后续赋能舆论监督提供了制度可能。

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三)1999年修宪，确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国家指导思想，推进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建设 1999年，在世纪之交，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民主集中制既是程序性的，又是实体性的。(二) 1993年修宪，确认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深化改革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公布施行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加速推进，并促进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将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修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宪法概念的经典表述。相应地，将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修改为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

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既不同于西方宪法，也不同于近代以来我国曾经出现的旧宪法。第六，进一步充实完善政治协商、统一战线、民族关系等的内容，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使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广泛;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总纲第四条相应地修改为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核心要义之一，有利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紧密结合上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8年，在胡锦涛与温家宝分别通过网络与网友沟通交流后，网络舆论监督被正式提出。

例如，如今网络上屡见不鲜的我实名举报案例，当事人常手持身份证件与相关证据，录制举报视频发布于抖音、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在引起广泛的舆论关注后，倒逼纪委介入调查，通报后续调查结果。[15]参见毛泽东：《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1954年4月），载氏著：《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4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39]参见黄文艺：《权力监督哲学与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31—42页。

1.前舆论监督阶段：促进信息公开，防止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舆论监督工作面临的一大困境，一旦人们的信息需求无法得以满足，就会盲目地挖掘各类信息，相信各色信息来源，导致产生假舆论监督。就前者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统一平台的建成与完善提供了可能。

1994年，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本文载《北方法学》2022年第6期。实际上，本文语境下的舆论监督，主要指的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之下的舆论监督，重点在于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监督其他一般性社会问题的舆论暂不进入讨论之射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载明，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

因此，舆论监督不应仅仅看成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或新闻单位的监督。基于此，完善舆论监督的信息收集是实现两者制度衔接的前提当然，人类社会进步到泛人权化阶段，中国宪法的整体主义逻辑及其制度运行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必须对人权保护给出规范肯定及制度实践上的进步预期，也必须对具体管治实践中重整体、轻个体的宪法文化与制度安排进行结构化检讨和优化，以增强中国宪法的价值包容性和制度韧性，并以可控的宪法扩容方式增强社会和解与社会团结的理性基础。存在与规范的二元张力，在宪法学范畴的复杂性和循环冲突远超过任何其他的普通部门法范畴。

宪法是一个民族苦难生活的规范性总结，也是一个民族整体复兴的制度性保障，更是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及世界体系平等有机互动的定型法则。这一点，国人或有不解及抱怨，毕竟涉及世界观与利益分配的新格局及涉外斗争的激烈化，但来自美国的战略研判和制度定位折射出某种真实的中国宪法进程。

纪念八二宪法，需要明晰八二宪法的属性与中国的内外处境。这一维度是客观存在的，是规范的，但与外国宪法的价值环境和制度环境存在非常大的出入。

与党的领导的存在性及其规范化进程相比，一种寄托于外国宪法背景的宪法主权论，对这一进程表现出一种知识反感和理论排斥。八二宪法中存在大量的基本权利条款，宪法学者也殚精竭虑地通过移植外国宪法理论（如美国宪法、德国宪法等），试图建立解释中国宪法的规范教义学体系，并想当然地将中国宪法化整为零，以权利话语对等甚至孤立地比较与转换。2022年12月4日，国家宪法日，现行八二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关于八二宪法，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适当的反思和检讨，从文本出发但触及规范和存在性命题： 第一，改革宪法与规范宪法。但一国两制内部存在生产力与制度优越性的张力和鸿沟。这样的学术路径与成果具有宪法思想启蒙与维权斗争援助的特定价值，有助于张扬八二宪法中的个人主义维度。

在法律体系上，党内法规获得官方法理学的正名，并与国家法律构成规范双轨制，其衔接协调规范成为中国法治整体工程的最关键环节。党的领导是党章和宪法序言肯定的宪制根本原则，2018年更是写入宪法总纲作为国体条款的最本质特征。

五十年不变具有制度竞争的隐喻性质，即八二宪法是长期宪法，港澳基本法是五十年不变，社会主义宪法与西方宪法的竞争结果存在可预期性和制度实验的可控性，绝不能发生西方宪法借助港澳台平台对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颠覆。作为宪法学者，我们到底在纪念或者检讨什么呢？在这一特别的时刻，笔者总觉得应当留下些文字和思考的痕迹。

从宪法叙事而言，我们不可能承认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即便前者存在局部领域的制度先进性，但社会主义制度是未来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确信在学习和超越过程中将完整展现自身的价值和制度优势，时间线越长，实践过程越充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彰显。第三，宪法处于国家法和国际法之间。

历史给中国宪法留下了特殊和多样的遗产，既有主体性的社会主义宪法遗产，也有中华古典宪制遗产，还有以港澳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宪制遗产。以外国理想宪法为规范预设的文本—案例型宪法学路线在技术上日渐成熟，在思想上日益怠惰，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秩序建构缺乏思想自觉和知识贡献。八二宪法的国体论和政体论也是整体主义的，对个人权利论构成规范性限定。八二宪法就不是完全规范的宪法，而是在规范文本中厚植民族性和政治性，是有血有肉的有机统一体。

从生产力叙事来看，港澳台在改革开放时段相对内地的先进性是明确客观的，甚至是刺激凌驾性的。这是宪法理论的难度和魅力所在。

这是八二宪法面向港澳台与面向世界的一种开放、包容而进取性的宪法文化与制度演变逻辑。第二，党的领导与宪法主权。

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序言中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对涉外法治的凸显，是八二宪法之国际主义理想的规范性张扬。宪法学者基于职业习惯，总是希望宪法是完全规范性的，且解释宪法的全部知识来自于自身所熟悉的教育传统和职业训练，于是规范宪法成为一种似乎不加反思的理论前提。

这不是政治口号，而是理解中国宪法本质精神的阅读密码。施米特和凯尔森争论的正是这二者的深层次张力，由此丰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宪法思维和思辨活力。总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和高级法，是国民政治参与和权利保护的最权威规范依据。我想，这种局限性绝对不是宪法学界独有的，而是一个学术话语体系批判性重构和知识体系自主性建立的大转型过程之初期阶段的普遍现象。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在八二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之际，我们除了以普法方式例行宣传以及以法学家身份张扬理论之外，尚需保持冷峻和稳定的心智对这一塑造和影响当下每一个中国人甚至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前途的宪法，做深层次的理论反思和知识建构。

是否写入四项基本原则在八二宪法制定时有所争议，但立宪者坚持写入，是一种宪法智慧的体现。没有社会主义的主体自信——这种自信不只评估当下，更立足未来——没有对生产力的理性甚至有所狂热的追求，没有对人民幸福生活的内在伦理驱动，根本不可能有一国两制。

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质，在根本上取决于党的领导的法权地位及其制度化表达。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挂像两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是中国宪法精神的最佳写照与宣示。